陈瑸

清代康熙年间，有位县官被康熙帝称为“苦行僧”，这位“苦行僧”用自己清廉的一生不仅获得统治者的认可也获得了所辖百姓的爱戴，他于任上去世，康熙帝追授其礼部尚书，赐祭葬，谥清端；台湾人民捐钱塑了两尊像，一尊留在台湾的“名宦祠”，一尊用船送回他的出生地广东雷州府海康县并建“清公祠”以兹纪念。雍正年间，他入贤良祠。他就是与海瑞、丘浚齐名的“岭南三大清官”的陈瑸。

陈瑸，字文焕，号眉川，广东海康（今雷州市）人。康熙三十三年，陈瑸考中进士，历任古田县令、四川提学道、台湾兵备道、福建巡抚、闽浙总督等官职。陈瑸疏议废加耗、惩治贪官污吏、禁止滥用刑罚、置社仓积谷抵御灾年、崇尚节俭、兴建书院、整顿武备等。

清代康熙年间的官员俸禄非常低，七品知县每年的俸禄只有45两，根据米价的市场波动，购买力换算到现在，大约每两白银折合人民币300-750元之间，取平均数每位知县的每月工资不足2000余元。

知县的工资不仅要负担一家人的开支，还要用来支付自己助理的工资。古代知县的工作主要分三个部分：教化、收税、断案。知县大多八股取士下的科举出身，术业有专攻，并不能立即胜任这些工作，很多时候需要找有相关经验的人协助完成，这些人就是影视剧中的“师爷”。面对如此情况，许多知县就开始从“火耗银”上做文章，史书记载：清初，官吏薪俸低，地方官吏便通过增加田赋来增加收入，这种收入就叫“耗羡”或“火耗”。这种加赋的做法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，也助长官吏的腐化。

而陈瑸不愿通过“火耗银”增加收入与民争利，仅靠微薄的俸禄维持生计。据《郎潜纪闻》记：陈瑸为官20余载，由于工资养不活一家人，更多时候家人不带在身边。自己儿子想看望下陈瑸，竟因为没有路费而父子不能相见。陈瑸也没有钱宴请同僚，只有一两个助理仆从，饮食以蔬菜为主极少有肉。

后据《清史稿》记载康熙帝知道陈瑸的事迹后感叹：此苦行老僧也！后来康熙帝召见陈瑸时问他俸禄够用吗？陈瑸说由于别人欲望多所以不够，而自己欲望少开销少所以俸禄够用。

陈瑸初入仕途的第一站就是福建古田，古田县由于多山，而导致丁田错综复杂、赋役轻重分配不均、百姓流移失所、盗贼猖獗，但古田县最大的问题结点在于大量蠹书蠹役盘踞衙门。

作为一名“空降兵”陈瑸既没有为明哲保身睁只眼闭只眼向当地既得利者进行妥协，更没有与当地豪强势力同流合污，他凭借的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的底气，大刀阔斧的进行了改革。

“治县先治士”，基层官吏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官吏的优劣。据史书记载陈瑸在古田率先开展了吏胥公开招聘考试，通过考试选拔了优秀的吏胥，裁撤了大量的冗员。这种透明、公平、公开的招聘让冗员虽有不满但无理由反对，淘汰掉的冗员不得不回家务农，节省了大量县衙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增加了农业税收。对新招录的吏胥陈瑸进行了相应的管束并建立了考核制度，提高了行政效率。

陈瑸通过廉政爱民、以身作则建立了一套稳定、高效的行政队伍，过去古田县遗留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，丈量丁田、均平赋税、清理拖欠、建立义学、保障治安等，建立了维持了良性发展秩序。仅用一年半的时间，古田县焕然一新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。

古代百姓把县太爷尊称为父母官，正是对基层官员能够爱民如子的美好期望，陈瑸赴台湾做县令，面对台湾百姓生活艰苦，官场酷吏当道，奢侈糜烂、急敛暴征的情况，陈瑸赴任后立即进行整改，在台湾他体察民情、清廉正直、爱民如子，常以“取一钱与取百万金无异”为戒，深受百姓拥戴。在具体治台措施凭借着 “苦行僧”式严于律己以身、廉洁奉公的精神，很快台湾遗留的问题也都得到解决，使宝岛的人文风气焕然一新。面对高山族和大陆移民之间民俗的差异，陈瑸亲力亲为的去化解矛盾，遇事不惊，求同存异，妥善处理突发事件，保持社会整体的稳定。陈瑸不仅勤政更善政，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及各种关系的协调，成功为宝岛台湾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。

后陈瑸升至四川学政，离任时，百姓万人夹道，挥泪道别，民称陈瑸为“青天”。几年后台湾又发生民变，官兵久战不能平定，损失惨重。福建巡抚张百行奏请康熙：“为四川学政觅人易，为台湾道得人难。”于是，清廷补授陈瑸为台湾厦门兵备道，率兵回台。台湾民变百姓听说陈瑸来了，各自奔走相告，朝廷一兵一卒尚未使用，民变竟自动平息了，足见百姓对其之拥戴。